能源领域民间投资发展实施细则6月底公布

有合理理由质疑内容真实性却未进一步查证。

就霍姆斯大法官看来，这种立即的危险就是紧急状态。反之，即使被告进行了相当的查证，但刻意回避真相，也构成真实恶意。

[6] J.N.Kapferer,Rumors:Uses,Interpretations,and Images,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p.2. [7]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法学》2013年第11期。因为新闻报道引述文句，无须逐字逐句完全相同，新闻记者仍有自行撰写或变更被采访者谈话文句内容的自由空间。从两高的《解释》规定来看，网络谣言主要可能涉及两种犯罪：一种是诽谤罪，针对诽谤性言论。当然，这种真实性证明并非证明言论全部真实，如果某些部分的真实性无法证明，而其他部分的真实性被认为可以接受，并且其未证明部分又不是实质性损害原告名誉的，在这种情况下真实性证明仍然成立。(2)该项限制能否增进重要或实质的政府利益。

三、网络谣言的宪法规制对象 网络谣言只是未经证实的信息，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另一种是寻衅滋事罪，针对煽动性言论。(4)该项限制对言论自由所造成的附带限制不超过为追求重要或实质的政府利益的必要限度。

当前被归类为低价值言论的包括：虚伪陈述(false statements of fact)、无新闻价值的揭露隐私讯息(nonnewsworthy disclosures of private information)、商业性言论(commercial speech)、猥亵性言论(obscenity)、淫荡粗俗不雅的言论(the lewd，the profane，and the indecent)、仇恨性言论(hate speech)、色情言论(pornography)等。[34]在CDA被判违宪之后两年，美国国会又出台了《儿童线上保护法》(Child Online Protection Act，简称COPA)。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判定其合宪，理由是：第一，安装过滤软件并不具有强制性，联邦的补助是国会的权利，国会可以自由地附加条件在给予联邦补助的客体上，况且使用者可以将过滤软件设定为无效。而对于非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Clark v.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案中将审查象征性言论的O' Brien基准和审查言论表达的时间、地点与方法的合理限制基准相互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审查基准，即：(1)政府此项限制的权力是否为宪法所赋予。

具体包括：对消息来源不合理地信赖。比如记者罗昌平在网络上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时，即被国家能源局回应是纯属污蔑造谣。

[35]200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儿童网络保护法》(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简称CIPA)。[14]与全面性公众人物不同，局部性公众人物在未投身于公共争议前，本身并非社会上的知名人物，因为介入该公共争议中，始成为社会大众瞩目的焦点，如脱离该公共争议，则仅为一私人。(3)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COPA要求商业色情网站采用年龄认证手段，防止未成年人接触该讯息，但仍被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违宪，理由是：第一，COPA规范对象是将有害于未成年人的讯息放在网页上的商业网站，但不论有无获利一律处罚，即使并非其主要业务或仅为取得广告收入。

所以，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双阶理论。第二，公立图书馆内网络的最终目的仅是要提供其他图书馆的资源，作为帮助研究、学习以及休闲之用，而不是用来寻找所有网站，更不是提供一个公共论坛提供言论表现。他说，除非某种言论所引起的危害非常迫切，而且在我们尚无机会就该言论予以充分讨论前，该损害即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否则该言论所引起的危险不能被视为明显且即刻。[6]故中国也有学者将谣言定义为没有根据的信息。

所以有学者提出，即使是全面性公众人物，也要区分对公共政策有实质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和仅具知名度而无实质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这是因为：首先，是否属于谣言需要鉴别。

所以对谣言必须要区别对待：(1)对于事后查证属实的谣言，不予追究。或者被告的指控其内容如此的难以置信，以至于只有一个轻率疏忽的人才会加以发表传述。

[5]当然，也有学者试图超越谣言的真伪之争，从谣言的来源上为谣言下定义。第二，年龄认证不能有效地杜绝未成年人接近淫秽信息，比如未成年人可以通过借用成年人身份证的方式登录。杭州警方以其捏造证据，误导公众舆论，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熊处以10天的行政拘留。当然，无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通知不服，还是受害人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拒绝取下不服，都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救济。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14] Gertz v.Robert Welch,Inc.,418 U.S.345(1974). [15]吕丽慧：《从美国法公众人物理论论我国民事侵害名誉权法之公众人物概念》，《东吴法律学报》总第22卷第3期。

[31]上述案例中，很难证明现实的公共秩序遭受了危害，并且被告的谣言也无煽动从事犯罪行为的目的，如果以寻衅滋事为由进行制裁，将对公民依据中国《宪法》第41条所享有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构成过度限制。[33]其次，采取何种手段对网络的内容进行规制？因为宪法规制手段的优势在于具有强制力、见效快，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容易以偏概全，在杀伤有害言论的同时也误杀了有益言论。

而两高《解释》是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并列，同时又不区分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公共事务和非公共事务，对被告举证不利的局面丝毫没有得到改变。[20]亦即，除非言论造成立即的危险，而不立即加以制止无法保障国家的生存，否则政府不得任意地限制言论自由。

另外，有些地方以网络点击数量或转发数量作为判断煽动性言论的标准则是明显违反两高《解释》第2条的，因为从该条来看，网络点击数量或转发数量只是作为认定诽谤性言论的危害后果的标准，而非作为判断煽动性言论中公共秩序受损的标准。(2)局部性公众人物，是指自愿投入某一特定公共争议中，或在非自愿情况下偶然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公众人物。

[11]由于诽谤涉及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冲突问题，尤其是对公务员的诽谤还涉及公民的监督权与公务员的名誉权的冲突问题，所以，诽谤问题开始宪法化。(2)该条采用了类似于通知—取下的机制，但是问题在于，该条只有取下机制，缺乏通知机制。[23]所谓立即就是说，如果煽动的是未来为不法行为则不得禁止。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7]对此，笔者认为，谣言的内涵存在模糊性，故不适合作为法律术语。或者有明显的理由质疑被告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抑或其报告的准确性都可能构成真实恶意。

参见王绍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载[美]卡斯.R.孙斯坦：《谣言》(序一)，张楠迪扬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3)对于查证不属实但并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谣言，通过社会的自净机制予以消除。

[22](2)发表言论者使用的言论于其情况下可能造成立即不法行为。这从美国治理网络色情言论的三个法律的最终命运来看，尤其明显。

次日，熊忠俊在网上发布《荒唐，受审的飙车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一文，以质疑的方式得出受审者不是胡斌本人，而是替身的结论。所以，该条在日后执行的时候有必要补充通知机制。1969年的Brandenburg v.Ohio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明显且即刻危险的原则做了更准确的阐述，该原则的构成要件为：(1)发表言论者主观上意图为煽动不法行为。作者简介：刘浩，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就网络的内容规制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是否要对网页的内容负责？对此，美国法院一般根据ISP参与网页内容的程度来界定：第一，对于经其公布之信息内容具有实质编辑权力的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简称ICP)，通常即被定位为印刷出版者，此时ISP对于其发布之言论内容即必须负责，一般而言，电子报、电子杂志即属之。[19] [日]望月礼二郎：《英美法》，郭建、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9页。

[17]对过失的判断集中在两方面：(1)被告是否有合理的根据相信其所言为真。[11]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页。

(三)对两高《解释》的分析 从两高《解释》第1条对诽谤性言论的认定来看，其标准包括：(1)捏造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2)篡改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